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是传播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媒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无论是在学者数量上还是研究质量上都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领先、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增强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经济学学术期刊将起到引领带动的关键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了引领经济学的学术话题、推动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型升级、创新编读机制、形成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及构建中国经济学品牌期刊群，全国社科规划办委托《经济研究》、《改革》、《财经研究》共同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承办的“经济新常态下发挥经济学期刊引领作用研讨会”于2015年4月26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赵川东、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26家经济管理类期刊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主持，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财经研究》主编樊丽明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会议集聚了全国最顶级的经济管理类期刊，包括《经济研究》、《改革》、《财经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财贸经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国际贸易问题》、《经济评论》、《审计研究》、《管理科学》、《财经问题研究》、《人口与经济》、《国际贸易》、《经济科学》、《南开经济研究》等的主要负责人。此外，期刊评价机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副主任沈固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期刊及成果项目部副主任王力力；二次文献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梁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姚申；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以及其他学术期刊代表、全国各地学者共计200人参加了会议。

上午，三家主办期刊围绕“经济学期刊选题引领”、“经济学期刊研究范式引领”和“经济学期刊体制机制创新”等大会三个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两家期刊评价机构介绍了各自的期刊评价体系。下午，26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经管类期刊就三个议题进行连续发言，形成共识。

一、会议主题：经济新常态下发挥经济学期刊的引领作用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新常态下发挥经济学期刊引领作用”，樊丽明校长和赵川东副主任均认为本次会议主题的提出很有必要也很及时。

樊丽明校长指出，确立这个主题是希望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学期刊能以自身的创新发展继续发挥好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一，作为中国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新常态，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探索；第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之后，亟需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第三，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冲击下的经济学期刊，发展当中正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期刊之间的合作关系、期刊的编读机制等也会发生深刻的甚至颠覆性的变化。因此，在内部要求和外部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经济学期刊理应担负起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转型的重任；通过学术话题的引领、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和办刊机制的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这是所有经济学期刊的担当和使命。

赵川东副主任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经管类期刊是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会的26家经管类期刊，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要学术阵地，应该在引导人们科学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次研讨会集中了全国最顶级的经管类期刊，希望大家紧紧围绕主题，讨论经济学研究应该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和怎么传播，即经济学期刊选题引领、经济学期刊研究范式引领和经济学期刊体制机制创新三个议题进行充分研讨，以形成共识，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学研究。

二、议题一：经济学期刊选题引领

各期刊负责人普遍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学期刊选题要有问题意识，同时要注重理论创新；经济学研究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为政府决策服务。赵川东副主任指出，经济学期刊在选题上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一般而言社会现实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问题意识便成为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经济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研究的内容与人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其应用性质更加明显，因此对经济学期刊来说，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尤为重要，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应该有更强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除深化理论研究之外，还应有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转型经济诸多现实问题的优秀论文，为适应经济新常态、更好地引领新常态，积极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言献策。

《改革》总编辑王佳宁的大会主题发言，从“选题从哪里来、在哪里停留、到哪里去”三个方面讨论了经济学期刊的选题问题。他认为，选题从哪里来决定了经济学期刊传播力的源头，选题可以从经济学学科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与重大政策取向，以及从一个阶段或一个时期的经济热点中来；选题应该在作者手里、期刊编辑部以及主编手里停留，这几步停留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学期刊竞争力的核心；选题可以到学术期刊栏目和阶段性组织的笔谈里去，到国际国内研讨会和征文里去，到官方认可和采信的决策建议里去，选题到哪里去决定了经济学期刊的影响力。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从《经济研究》定位和任务的角度指出，选题要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解决其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要有创新，包括全面的突破性创新和局部的边际性创新。最近若干年来，文章的选题越来越窄，其意义受到很大局限。建议小的问题要放到大的（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中去，以小见大。另外，若干小的问题研究清楚后，也需要进行一定的综合，研究大的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主任陈劲松认为，要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探讨新常态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理论依据及其背后的科学问题。学者在做某个领域例如农业领域的具体研究时，可能没能充分意识到其研究与经济新常态的关联，而期刊则可以在选题方面对这类问题进行引领。例如农业很多问题都不是农业内部能解决的，要善于将具体问题与宏观问题相结合，放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朝阳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讨论选题问题，要注意到很多重大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单独学科能研究清楚的，要进行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进行会诊，这样提出的建议、政策、结论才有可能更加接近现实。《财贸经济》在选题上更关注综合性的选题导向和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从而更好地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服务。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指出，政府决策层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希望学术研究成果有助于解决现实决策中的难点、疑点，所以选题要关注现实中的悖论。期刊应该关注经济现实的另类思考，已成之论不足为论，未定之论反而易成新的思想源泉和学术增长点。选题还应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智力服务，因此应关注政府的重大决策和理论需求。

《经济科学》副主编于小东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以历史或当今的实际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应该能够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能够给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或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梁华剖析了选题之于期刊的重要性及期刊选题不当所导致的风险。他认为，期刊加速推动了科学发展和科研职业化进程，科研职业化发展又反向作用于科学发展和期刊发展进程。对科研职业的考核带来科研领域的浮躁和功利，反向影响科学发展进程，反映到期刊上就是研究成果创新不足，寻找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成为期刊界的难题。破解选题难问题，需要自觉遵循科学交流规律，不仅仅要考虑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还要考虑历史进程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维度。“拔苗助长式”的破解选题难题方式有悖科学交流的内在规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期刊成为学术研究的“风向标”之后，期刊界进行选题策划时，更应对期刊自身有清楚的认识，更好地履行期刊担负的责任，降低风险以及避免不良后果。

部分期刊负责人还从具体措施上探讨了期刊如何发挥选题引领作用。《国际金融研究》副主编边卫红介绍了通过选题策划会、稿件特约、与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常规往来机制以及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渠道来确保首发效应，实现选题的引领。《审计研究》主编崔振龙介绍了以研究规划制定、理论工作要点发布、重点课题发布和研讨会等模式来发挥引领作用。《经济科学》副主编于小东介绍了通过选稿机制、约稿、评选优秀论文、举办和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来加强选题的引领性。《金融研究》编辑部主任卜永祥介绍了通过论坛及征文活动从选题上进行调整和把握的经验和体会。

三、议题二：经济学期刊研究范式引领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主要体现为偏计量和数理模型的实证方法与偏逻辑推演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之间的选择问题。参会期刊代表的基本共识是，使用模型本身没有问题，但目前出现了过分依赖实证分析、重模型轻思想的倾向，这是需要纠正的。

赵川东副主任指出，经济学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当前我国社科研究领域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滥用计量模型，这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有的文章用一个很复杂的模型，推导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有的文章简单设计甚至错误使用模型，研究结论与现实状况不符；还有的文章机械盲目使用模型，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脱节。当然，计量模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有其合理性，我们不是要反对使用计量模型，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其实研究方法并无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别，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为研究内容服务的，要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来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的大会主题发言指出，从最近若干年《经济研究》的来稿看，很多文章的分析越来越技术化，理论分析比较薄弱，思想性被淹没，这可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不要过分依赖模型推导和计量分析，方法不是越复杂越好。定量分析要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突出思想性，注重阐述经济学含义和经济机理，适当加强和扩展政策含义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的大会主题发言在肯定经济学定量方法优势的同时，发现定量分析方法对于中国重大问题解释力不足的缺点日益严重。他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提出几点思考：第一，学术期刊要坚持学院派特色研究中国问题；第二，模型有限、思想无限，因此以思想性见长的定性分析文章仍然很重要；第三，现代经济学需要中国化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问题。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认为，在解决复杂关系问题时，建模有重要价值。但过分依赖模型的经济学稿件的确不少，有的只满足于为模型填充数据，忽视对象自身的完整性。他提出要重视解剖麻雀，哪怕研究的是麻雀的一只脚，也一定要把它作为麻雀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不但要知道某物，更要了解它与整体的本质联系，因为本质是某物映现到他物又反射回来的东西。

《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孙杰认为，好的经济学论文既要有理论，又要有经验，两方面不可偏废。在使用数据方面，要根据所要解决的或有意思的问题寻找数据，而不是看有哪些数据容易获取就写哪方面的文章。在使用某一具体方法时，要考虑到所使用的方法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中国工业经济》社长、常务副主编李海舰认为，对于存在的多种研究范式之争，应该从非此即彼到彼此融合，集大成者成大器也。经济学者应该有包容之心，坚持多元化的研究道路，融合发展是大势。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是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融合的基础，坚持工具和思想的统一性是技术路线研究范式与思想路线研究范式融合的基础，坚持表层和深层的统一性是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范式融合的基础。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李金华认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要视文章类型而定。经济学论文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第二类是研究具体的现实经济学问题的。对于第一类文章，应该重理论和方法，而不是重问题；而对于第二类文章，方法就不是主要的了，方法必须服务于主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社长、主编魏明孔认为，要根据学科特点做好范式引领。中国经济史研究涉及到历史学、理论经济学和社会学，形成了各有侧重的经济史，尽管如此，经济史的基本特质还是“史”，重视史料特别第一手史料是对经济史范式的基本要求。范式求同，学术求异。

《南开管理评论》编辑部主任王学秀认为，研究范式涉及研究主题的“求真性”和“问题和方法的匹配度”两个方面的问题。所谓主题的“求真性”涉及研究者的使命感及科学的研究态度。而研究方法是和问题相联系的，即研究这一问题何种方法最合适、方法是否正确和完整、使用方法的研究过程是否真实可靠。

《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蒋南平认为，研究范式问题主要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国际化问题。从现实来看，国内很多领域都有这个趋势，追求方法的主流化，向国际接轨，向西方学习，这并非不对，但如果盲目去追会造成一些问题，而且从趋势看比较难纠正。建议期刊在研究方法的引领方面，要多刊发其他方法的文章，起到示范作用。

《人口与经济》主编童玉芬认为，目前重模型、轻思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学术研究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年轻人掌握了很多方法，但又没有理论的积淀，一时只能用方法取胜，这个问题通过一代一代的更替和年轻人在理论上的逐步积累，应该能够得到缓解。《人口与经济》编辑部主任方志从“写作范式”的角度审视了“研究范式”单一倾向的原因，认为当今的写作范式是一种新的八股，有很多弊端，它反向助推了研究范式选择的单一化，他倡议应改变文风。

《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认为应该正视问题，但也要保持宽容的态度。他指出，现在经济学中出现的越来越流行的研究范式叫假设演绎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理论源于假设，经过逻辑演绎的理论具有可检验性，并且可以不断得到修正，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或者说数学化开始日益突出。过多数学化的一个危害是影响了新思想的产生，因为其涉及价值取向问题。

四、议题三：经济学期刊体制机制创新

在新媒体时代，经济学期刊本身需要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作者、读者的需求，实现传播力提升。参会期刊从期刊运营环境改变、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定位、期刊的制度保证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介绍了经济学期刊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

《财经研究》副主编陆蓉的大会主题发言指出，在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不仅可以服务学术、而且可以管理学术、甚至可以引领学术。她通过展示《财经研究》在服务功能创新、管理功能创新、创新引领学术方面的实际工作，生动形象地演示了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机制。她认为，学术期刊借助微信等新型传播渠道可以大大提升影响力；网络优先出版可以灵活多样地适应作者和出版方的需求；刊发文章和编辑绩效数据库可以进行多维度可视化一体化的信息挖掘和展现；新媒体时代学者、编辑身份互换机制可以有效提升作者研究能力；上海财经大学《外国经济与管理》网络论文宣讲这种创新的编读机制可以聚合同领域专家，学术交流不再受地域限制，还能实现快速投审稿，另外在传统的纸质媒体中融入视频元素，也使学术阅读变得更有趣。

《会计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国强肯定了新媒体在大众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迎接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在办刊实践中可以：（1）数字化出版与《成果要报》相结合，将期刊成果以短小精悍的《成果要报》形式上报管理机构和实践部门参阅；（2）图文影音结合，建立期刊网上数据库，拓展期刊的影响广度和深度；（3）传统发行与数字发行相结合，尝试推出英文版电子刊物，面向海外发行。

《经济管理》副主编周文斌强调了经济学研究中的管理问题，他认为应该突出“做”，即做什么、怎么做和怎么做成，其根本要旨在于要做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副主编武齐就办刊机制的三要素即学术机制、期刊经营和人，结合办刊实践，介绍了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实行的执行主编和专家外审制等办刊经验，强调了重视期刊经营效率、活化编辑人力资源的建议。

《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认为，就选题而言，大部分经济学家研究怎么发展的问题，而为什么不发展的问题也同样重要；就研究范式而言，当下学术界存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现象，需要树立以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砥砺思想的学术研究意识；就传播机制而言，传播学的“知识沟”理论表明，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信息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将呈扩大之势。信息的社会分布差异又会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进一步扩大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传统媒体下，学术期刊的传播方式小众化，局限于经济学学术圈内。而利用新媒体改变传播方式，能够降低受众获取信息的门槛，改善信息分布不均，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因此，学术期刊在利用新媒体优势扩展学术影响力的同时，还应该利用新媒体“接地气”的优势，将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通俗地向社会大众传播学术理论思想，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以理论服务于社会实践，服务于人民大众。

《管理科学》常务主编蓝华强调了管理学的微观特点和大数据给期刊带来的影响，介绍了在传统的办刊机制中引入领域副主编团队，创新编审机制的经验，并关注新媒体下学术成果的版权问题。

《财经问题研究》编辑部主任杨全山就经济学学术期刊的依托和创新问题，介绍了期刊依托大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等资金支持，开展以老带新、海外编辑集训等编辑队伍建设工作，并关注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学术期刊质量水平等问题。

《国际贸易》副主编郭周明基于刊物由商务部主办的背景，突出了期刊的战略性和前瞻性特色，注重政策理论性刊物研以致用的目标定位，强调以《成果要报》等形式发挥政策影响力，凸显智库成果转化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策略的重要作用。

《管理世界》代理总编辑李志军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经济学研究很重要，经济学期刊要在财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迎接智库建设热潮的到来，应将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提高学术思想和政策影响的话语权。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姚申指出，要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经济学期刊除注重编辑部和期刊社个体平台创新运作之外，还应关注“集约化、专业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方向。他特别推荐了由国内最重要高校学报群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数字化专业期刊”之一的《经济学报》手机版，展现了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面向未来的另一种创新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运营总监梁艳玲提议，打造期刊编辑和期刊经营分离的学术期刊集中运营平台，发挥平台品牌化、规模集群化、分工专业化、出版数字化和传播深入化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在新常态下实现进一步发展，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终端体现，是学术思想传播的主要渠道，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学期刊选题应该更关注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注重理论创新，既要坚守学术为本，也要服务政府决策；经济学研究范式应坚持科学标准，避免对任何单一范式的迷信，方法必须服务于思想；经济学期刊应适应新媒体环境下阅读习惯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更好地利用以移动互联为主导的新媒体促进学术交流，提升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积极探索期刊体制机制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发挥经济学期刊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