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原, 吴立扬, 蔡贵龙.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J]. 管理科学, 2022, 35(4): 99-111.DOI:10.3969/j.issn.1672−0334.2022.04.008

LI Qingyuan, WU Liyang, CAI Guilong. Non-controlling State Ownership and Tax Burden in Private Firm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2, 35(4): 99-111.DOI:10.3969/j.issn.1672−0334.2022.04.008

李青原, 吴立扬, 蔡贵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ZDA1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002223，71872192)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李青原，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会计信息、公司财务与治理、国企改革等，代表性学术成果为“Political investment cycl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发表在2020年第7期《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E-mail：qyli@whu.edu.cn

吴立扬，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和国企改革等，代表性学术成果为“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发表在2010年第4期《会计研究》，E-mail：2018101050073@whu.edu.cn

蔡贵龙，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会计信息和公司治理等，代表性学术成果为“国有企业的政府放权意愿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发表在2018年第9期《经济研究》，E-mail：caiglong3@mail.sysu.edu.cn

LI Qingyuan, WU Liyang, CAI Guilong,

Fund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8ZDA113)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2002223, 7187219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已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至2018年的28家；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民营上市企业也已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市场中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的背后，面临着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包括融资渠道、行业准入和税收环境等。同时，鉴于中国制度环境的强政府干预特征，政府通常掌握银行信贷、行业准入和税收补贴等资源配置权，在行政审批和税收征管等方面也具备大量自由裁量权。为突破体制机制的各种障碍，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大力鼓励并支持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2015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5年至2019年，中国A股共完成72起国有资本收购民营上市企业的案例，且仍呈迅速增长的态势。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股权进入民营控股企业，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成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混改情形，关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亟须更多的研究关注“反向混改”的模式、治理效应和经济后果。

已有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性[1]、企业绩效[2-4]和创新投入[5]等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针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以下简称税负)较大的现状，减税降费作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目标，目前却较少有研究从企业税收行为角度进行分析。郝阳等[3]考察国有参股对民企税负的基本影响，但未考虑不同民企的企业个体特征，也未分析国有参股对民企税负影响的具体途径。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深入探讨不同属性的民营企业引入非控股国有股东对其税收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在减税降费中兼顾公平与效率、更好地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而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1. 相关研究评述

股权结构是影响企业税收行为的重要因素[6]。基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有股权广泛存在的制度背景，相关研究重点关注股权性质与企业税收行为之间的关系，讨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税负的差异及其原因。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政府能获得国有企业的全部税收，但需与中小股东分享节税后的收益，税收相当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攫取[7-8]。国有企业税收虽然对于中小股东是成本，但对于国有控股股东而言则是一种强制性分红收益[9]。作为控股股东的政府可能利用国有企业承担诸如税收等政策性任务[10]，因此国有控股股东倾向于增加企业税收支出，提高企业税负。基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税收策略选择的控制性地位[7]，国有企业减少税收支出的动机较弱，其税负水平也较高[9-11]。而民营控股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更看重税负降低节约的企业现金流。有研究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税收筹划行为更加激进[11]。尤其是在获得较少的税收优惠支持[12]、所在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13]以及面临较激烈的行业竞争[14]时，民营企业激进税收筹划的动机更强。除了从控股股东性质划分的角度，部分研究直接考察某一性质股权持股比例与企业税负的关系。吴联生[15]利用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税负正相关； ADHIKARI et al.[16]利用马来西亚上市企业的数据得出相反的研究结论。上述两个研究以全体上市企业为样本，并未考虑控股股东性质对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税负关系的影响。根据前文分析，国有股权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于民营企业，民营控股股东有较强的动机进行税务筹划减轻企业税负，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出让一定股权给国有企业，寻求一定的政治联系和庇护，从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有利的政府政策支持，如更多的税收优惠。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股权性质与企业税负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二者的研究基本依据控股股东性质划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未能深入探讨异质性参股股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负的影响。基于某一性质股权持股比例的研究，则没有考虑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税收动机的差异。本研究结合国有股权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背景，基于民营控股企业前十大股东性质数据，研究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负

HANLON et al.[17]认为，研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需要考虑企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代理成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主要的代理问题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18-20]。当双方在税负降低问题上利益一致时，企业趋向于采取更多的税收规避行为[7]。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研究分别从非控股国有股权和民营企业控股股东角度，分析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从非控股国有股权的角度，民营企业中的非控股国有股东有动机也有能力帮助企业减轻税负。一方面，为了避免国有资本流失和提升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有动机减轻参股企业的税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加强参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央企业以参股等多种方式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合资合作要“注重参股投资回报”“合理运用增持、减持或退出等方式加强价值管理”。作为影响参股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减轻税负能够节约企业现金流，改善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3]，提升国有参股资本的投资收益。实际上，即使在国有企业中，随着股权分置改革使国有股权得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国有股权也将更加重视企业股价表现和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也显著增加[7]。另一方面，国有参股股东也有能力帮助参股企业减轻税负。由于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国有股权在获取融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支持性资源方面更具有优势。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12]。国有参股股东为了提升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可能通过影响政府决策，促使更多税收优惠政策向参股的民营企业倾斜，帮助民营企业减轻税负[3]。另外，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股权之所以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主要是因为政府通过股权控制和高管人事任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21]，使国有企业过多承担政府税收收入的任务。然而，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处于非控股地位，国有参股股东缺乏对企业高管任免的控制性能力，难以直接干预企业税收筹划行为，也就难以让企业承载政府税收任务的政策性负担。

从民营企业控股股东的角度，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其具有较强的动机减轻企业税负。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往往更强[11]。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歧视，即在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方面遭遇不公平待遇，国有股权的政治属性能够帮助民营企业缓解上述问题[3]。民营企业可能通过让渡部分股权给国有股东，谋求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政治联系[1]，通过这种政治联系，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减轻税负的目标。一方面，中国税法和税收政策细则中规定了诸多税收优惠政策。除了经济特区等区域税率优惠政策有硬性规定，许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弹性[22]。民营企业通过国有股权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更容易在税收优惠政策认定和审批上获得一定的优待。另一方面，税收征管人员在企业税收征纳事项上具有极大的税收执法权和自由裁量空间[23-24]。民营企业可以利用与政府建立的股权关系，通过政府影响甚至干预税收征管部门的工作，从而获得较为宽松的税收征管尺度，降低税收规避的潜在成本[25]。因此，与政府具有股权关系的民营企业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甚至采取更为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

综上，国有股权参股的民营企业，其控股股东与国有参股股东在企业税收筹划上利益趋于一致，企业倾向于采取更多减轻税负的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非控股国有股权较高的民营企业具有较低的税负。

2.2 税收征管强度与非控股国有股权的减税效应

企业税负受到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白云霞等[26]研究发现，税务稽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税负。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税收规避面临的法律风险较低，企业可能采取较为激进的税收政策维持较低的税负，国有股权参股减轻民营企业税负的空间较小。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税收规避的成本较高，包括税收罚款、声誉损失和政府后续监管等[27]。较高的税收征管强度在提高企业税收规避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税收遵从成本，导致企业税负较重。在面临较高的税收规避成本时，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股权获取一定的政治联系，利用与政府的合法联系获得更多的政府税收优惠。此外，中国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上自由裁量空间较大[23-24]，在强政府的制度背景下，税务机关可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而过分遵从政府权威。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股权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可以利用政府部门干预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尺度，从而降低税收规避行为的潜在风险和成本。LIN et al.[28]利用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企业与政府之间良好的关系确实能够减弱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减轻企业税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相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负的减轻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2.3 政治关联与非控股国有股权的减税效应

在减轻企业税负作用上，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减轻民营企业税负。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税收优惠[22,29]，且从事更多的税收规避活动[28,30]。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税负水平较低，此时非控股国有股权在减轻企业税负方面的作用弱化。对于不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税收优惠和税收监管方面可能面临不公平待遇[3]，企业税负水平较高，此时非控股国有股东的政治属性能够发挥更强的作用，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并减轻税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相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负的减轻作用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定义

(1)企业税负(Tax)。已有研究通常采用企业实际所得税率测量企业税负程度[23]，但这种测量方法忽略了增值税等流转税，无法反映企业的真实税负水平。借鉴刘骏等[31]、朱红军等[32]和白云霞等[26]的研究，本研究基于现金流量表测量企业的总体税负。同时，考虑到不同行业间税负的差异较大[33]，对企业税负采用行业均值进行调整。因此，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测量企业税负：①Tax1= 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去收到的税费返还后除以营业收入；②Tax2 = 经行业均值调整的Tax1。

(2)非控股国有股权。基于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数据，本研究构建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中是否具有国有股权、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是否超过5%和10%共4个代理变量，第1个代理变量用于主检验，后3个代理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加入股权集中度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控制民营控股股东对企业税收政策的影响，也可以控制国有股权对民营股东的制衡程度。考虑到股权结构的内生性，对模型中股权变量均取滞后1期数据[3]。参考RICHARDSON et al.[20]、白云霞等[26]和刘骏等[31]的做法，在模型中控制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现金持有水平、存货密集度、无形资产比率、流动资产比率和上市年龄等常见的企业特征变量，这些变量均是已有研究普遍控制的可能影响企业税收行为的变量。具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经营业务更为复杂，一般有更多的手段实施税务筹划以减轻企业税负；已有研究表明[20]，资产负债率和无形资产比率较高的企业避税程度一般更高；资产收益率控制企业的盈利水平；现金持有水平和流动资产比率分别控制企业现金压力和短期偿债压力，亏损企业和财务压力较大的企业可能更有动机减轻企业税负从而缓解财务压力；存货密集度较高的企业避税行为更少；上市年龄控制企业经营周期，不同经营周期的企业盈利能力和避税动机不同，如创业期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税负较低。此外，在模型中还控制年份、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行业和地区变化的因素。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3.2 模型设计

为检验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负的关系，本研究构建实证模型，即

其中，i为企业，t为年；Soe为非控股国有股权，包括Gys、Gyd、Gy5和Gy10；β0为常数项，β1～β10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若β1显著为负，表明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减轻企业税负。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并采用稳健标准误缓解潜在的异方差问题。

3.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9年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作为初始样本。之所以选择2009年作为研究始点，主要考虑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由33%降至25%，企业税制发生较大变化。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类企业；②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企业；③剔除主要变量数据异常或缺失的样本；④借鉴白云霞等[26]的做法，剔除实际税率大于1或小于0的样本。最终得到13 697个企业–年度样本观测值。前十大股东数据来自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前十大股东的类型，具体分为国有股东、其他股东和外资股东，本研究将国有股东的持股加总获得每家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民营上市企业国有股权持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期内，民营上市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权持股合计均值为0.015，最大值为0.210，表明国有股权在部分民营上市企业中是重要的参股股东。与郝阳等[3]利用2004年至2014年数据发现的结论类似，在过去10年中，国有股权合计持股超过5%和10%等重要节点的民营上市企业数量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国有资本在民营控股企业中参股而非控股的目标特征。然而，民营上市企业存在国有股权持股的均值为0.314，且国有参股的民营上市企业数逐渐增加，表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上市企业的现象逐渐普遍。

表3给出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Tax1的最大值为0.270，最小值为0.002，均值为0.066，表明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发现(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最大值仅为0.436。一般来说，VIF大于10表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模型回归得到的VIF值最大不超过3，表明本研究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分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

按照前十大股东中是否存在国有股权，本研究将全样本划分为有国有股权组和无国有股权组，表4给出两组之间所有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未经行业税率均值调整时，有国有股权参股的民营企业税负的中位数显著低于其他民营企业；经行业税率均值调整后，有国有股权参股的民营企业税负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低于其他民营企业，初步验证了本研究基本假设。此外，其余企业特征变量在两组样本中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回归模型中需要控制这些变量，以区分国有参股和其他企业特征差异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4.3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负

表5给出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负的多元回归结果，(1)列和(2)列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8和− 0.037，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非控股国有股权有助于减轻民营企业税负，H1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方面，Top1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税负水平也越高；Siz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税负水平越低，表明大企业税收筹划能力更强，企业税负水平更低；Lev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负债能够降低税负水平，存在一定的税盾效应；Roa和Cas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盈利能力较强和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受税务机关的关注，税收规避难度较大，税负水平较高；Inv的回归系数均为正，Int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存货和无形资产占比越高，税负越重，这可能是因为，根据税法，企业对存货和无形资产等计提的减值准备只有在实际发生时才可以扣除，限制了企业利用会计手段实施税收筹划的空间，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23,34]；Age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市时间越长的企业税负水平越高。

4.4 税收征管强度与非控股国有股权的减税效应

参照MERTENS[35]和曾亚敏等[36]的方法，构建回归模型估算各地区预期可获取的税收收入比率估计值，即

其中，j为省，T为税收收入，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Ind1为第一产业产值，Ind2为第二产业产值；α0为常数项，α1、α2和α3分别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对地区税收收入的贡献度，ε为残差。税收征管强度为各地区税收收入比率实际值减去税收收入比率估计值之差，即(2)式的残差，该差值越大，表明当地税收征管强度越高。本研究计算出每年各省份的税收征管强度，按照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税收征管强度高组和低组进行回归。由于构建税收征管强度变量导致样本减少，样本观测值为13 643。表6给出不同税收征管强度下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负的影响，(1)列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之和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2)列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之和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二者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3)列和(4)列的因变量为经行业均值调整的税负水平，回归结果与(1)列和(2)列一致。此外，赵永辉等[37]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会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本研究采用财政赤字测量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作为税收征管强度的替代变量，研究结果不变。因此，相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负的减轻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H2得到验证。其原因可能是，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受到更强的税务监管，承受较高的税负压力，因而更有动机借助国有股权参股降低自身的税负水平。

4.5 政治关联与非控股国有股权的减税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是否影响非控股国有股权与企业税负的关系，参考吴文锋等[22]和WU et al.[29]的方法，若企业董事长或CEO目前或者曾经在各级党委或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定义为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否则为无。由于高管个人特征数据缺失导致样本观测值减少为13 523。表7给出政治关联的检验结果，国有股权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在无政治关联组中显著更低，且组间系数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负的减轻作用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H3得到验证。其可能的原因是，如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拥有更多机会获得税收优惠[22]和开展激进税收规避活动[25]，企业税负较轻；如不存在政治关联，企业税负相对较重，因而更需要依靠国有股权的引入来降低税负水平。

5.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

5.1 内生性问题的缓解

根据表4的分组均值和中位数检验结果，有国有股权组与无国有股权组在诸多企业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尽管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这些特征变量，但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仍可能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企业税负水平，导致遗漏变量偏误。因此，借鉴王雄元等[38]的做法，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在控制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增长率等企业基本面变量，以及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跟踪人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两权是否合一等公司治理变量的基础上，对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进行第1阶段回归，然后计算残差Res，并将其代入主回归模型做第2阶段回归。由于第1阶段新增控制变量导致样本损失，样本观测值减少为12 177。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见表8，Res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研究基本结果保持不变。

5.2 变更企业税负的测量方式

参考吴联生[15]的研究，本研究采取4种方法计算企业实际所得税率ET，作为企业税负的替代测量指标。具体为

①ET1 =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②ET2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③ET3 =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当名义所得税率为0时，ET3 =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④ET4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当名义所得税率为0时，ET4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本研究重新对国有股权参股与企业税负的关系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仍然与企业税负显著负相关。

5.3 更换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测量方式

本研究分别用前十大股东中是否存在国有股权、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是否超过5%和10%共3个哑变量重新刻画非控股国有股权参股程度，回归结果基本不变。

5.4 其他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也尝试了其他稳健性检验。①本研究样本为民营上市企业，部分样本可能是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的结果。尽管这类样本并未降低本研究的意义，但为了排除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与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两类样本的潜在差异，本研究剔除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的样本，即只保留从上市初始即为民营上市企业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结果依然稳健。②有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可能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而降低企业经营业绩，这将同样导致企业税负减轻。为了排除这一假设，本研究区分企业业绩高和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国有参股股权减轻民营企业税负主要发生在企业业绩较高的样本中，表明国有参股的民营企业税负减轻并非源于业绩下降导致。③2012年开始，中国实施营改增政策，有利于企业减税降负。为了排除营改增政策的影响，本研究剔除2012年之后的样本，重新回归分析的结果保持不变。④考虑高新技术科技行业可能存在的税负异质性特征，本研究区分是否高科技行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行业，非控股国有股权更有利于减轻高科技行业企业的税负。然而，非控股国有股权减轻税负的效应在非高科技行业同样存在，表明本研究结果并未受到行业税负异质性的影响。

6. 进一步分析

减轻企业税负，既可以通过获取政府的税收优惠，也可能通过其他激进税收筹划活动实现[33]，本研究进一步分析非控股国有股权通过哪种方式减轻民营企业税负。首先，中国存在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为企业利用税收优惠减轻自身税负水平提供了制度前提。其次，相对而言，通过会计操控等更为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减轻税负存在较高的税务筹划风险，而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负则法律风险相对较低[33]。最后，中国税收征管存在显著的计划色彩，企业税费成本受到政府刚性税收征管计划的影响[26,39]，从而压缩了企业通过自主行为降低税费成本的空间。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与激进税收规避等税务筹划行为相比，获取税收优惠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更优选项。叶康涛等[33]也发现，平均而言，在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后，中国上市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与名义所得税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上市企业主要通过获得税收优惠的方式实现较低的实际所得税率。

具体到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在与政府建立良好的股权关系后，企业在获得税收优惠上具备更多优势，能够以较低风险实现减轻企业税负的目的，因此对高风险的激进税收规避行为需求较低。同时，由于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需要构建复杂的交易活动，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激进，越可能增加企业信息的不透明度，导致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20]，从而提高国有参股股东退出的可能性。此外，由于国有股权受到更严的监管和更多的社会关注，也可能不愿配合参股企业从事风险较高的激进税收规避活动。因此，本研究认为，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负，主要是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税收优惠，而非促使企业开展更多激进税收规避活动。本研究对上述推论进行检验，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优惠和激进税收规避的关系。因此，构建模型为

其中，Dif为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和激进税收规避的程度，在税收优惠方面，参考叶康涛等[33]的做法，以企业享受的所得税税率优惠(Syh)测量，为企业法定所得税率减去名义所得税率，该值越高，表明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也越多；在激进税收规避方面，以5.2中的4种方法计算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构建4个变量(BS1～BS4)，均为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该值越高，表明企业激进税收规避的程度越高。γ0为常数项，γ1～γ10为回归系数，δ为残差。同时控制年份、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由于构建税收优惠和激进税收规避变量过程存在样本损失，观测值减少为11 887。

表9给出对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和激进税收规避的程度检验结果，(1)列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之和的回归系数为0.077，在1%水平上显著，(2)列～(5)列中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之和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负的减轻作用主要通过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税收优惠实现，而不是促使企业进行更多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本研究还采用企业收到的税收返还金额除以营业收入作为企业税收优惠的替代测量指标，回归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较高的民营企业获得了显著更多的税收返还。

7. 结论

结合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本研究以企业税负为切入点，选取2009年至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控股国有股权有助于减轻民营企业税负，这种减轻作用在处于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地区和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非控股国有股权主要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税收优惠，而不是促使企业开展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来减轻企业税负。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①基于企业税负角度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已有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上市企业，考察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40]。近年来，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现象逐渐普遍，但关于“反向混改”的研究相对匮乏。由于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资源优势(包括财务和政治资源)和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反向混改”的研究可能获得区别于国企混改的研究发现，既能丰富“反向混改”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扩展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理论。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融资便利性、企业绩效、行业准入和创新投入等视角[1-5]考察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的经济后果，尚未从企业税收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从企业税负的角度扩展了“反向混改”的研究视角，也进一步丰富了郝阳等[3]的研究结论。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通过系统、综合评价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效果，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大样本实证证据，也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活力等提供政策借鉴和参考。此外，本研究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在减税降费中兼顾公平与效率、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限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权持股之和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可能低估了民营上市企业中的国有持股比例，从计量角度这将降低本研究发现的概率(回归系数偏低)。虽然本研究基于偏低的国有股权仍发现了非控股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说明这一问题并未影响本研究结果，但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探索用其他变量进行研究，以丰富研究数据。其次，本研究聚焦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影响，关于非控股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企业的动机并未深入研究，未来可以探讨非控股国有股东的参股动机。最后，本研究主要从企业税负的角度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的积极意义，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提供更多关于非控股国有股东影响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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